国家发改委：以旧换新需求正在持续释放

（二）统一机构设置、整合资源、规范机构设置，将信访问题的处理纳入正常的法制化轨道建立统一的信访机构。

作为宪法上的主体，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创设。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人格权的双重属性。

[17]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二，建立人格权享有的具体规范，为人格权从法定权利走向实在权利创造条件。再次，根据宪法的规定，民法典可以而且必须创设宪法中没有规定的人格权类型。人格权则不然，它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所致，更多地可归结为认识论与表达层面的因素，亦即主观因素为主。此等利益的本质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需求，与政治社会中更高层次的需求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检举权、监督权等大异其趣。

例如，所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关于公民财产[或者财产权]的规定与表述，但是民法中的物权、债权等财产权并不因此丧失其私权属性。事实上，民法典不仅为私法主体的权利来源提供请求权基础方面的依据，而且还为私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提供具体的司法救济依据。当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时，当然的享有社会保险权。

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但残疾人的社会保险权的内容相比健全人，更为丰富。三是国家和有关残疾人保障机构向残疾人提供的特定项目的服务，如医疗康复服务、就业培训服务、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等。而绝大部分的残疾人的经济状况堪忧，无法支付大笔的康复治疗或护理费用，这就需要国家的物质帮助，通过将残疾人的康复治疗和护理费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由国家进行补贴，这样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帮扶作用。

发展权是一种新型的人权，即所谓发展权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其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由于残疾人生理缺陷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因素的存在，单凭残疾人个人找到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这时就需要政府帮助残疾人就业。

在德国，联邦劳动局下设了劳动促进机构。残疾人由于残疾的影响，特别是外界的障碍而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权利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残疾人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国家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帮扶，属于典型的社会权。残疾人因身体存在缺陷，疾病对他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他们对医疗保健的需要比身体健全者更为迫切。

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是残疾人群体，如前文所述，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而且被各国宪法所确认。除了可以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传统保险项目，还应当将残疾人的康复、重度残疾人的护理等项目纳入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求发展，像健全人一样到社会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生存需要，即对提高生存质量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残疾人社会保障权由人权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是不能仅靠残疾人自己的。它的任务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规定，提供需要护理救济。

我国有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专门规定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六章，该章是社会保障专题。在我国，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强制要求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已成为解决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和根本措施。

这样，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资金和服务支持，以弥补因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施保障所产生的不足，使得残疾人社会保障权得以真正实现。残疾人做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确体现，其实现范围、方式、程度等也都由法律规定。因此，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权作为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享有和行使它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且是有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依据的。如我国为贫困残疾人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残疾专项补贴，福利性收养机构将残疾人作为主要的收养对象，城市各公共服务机构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等。我们称之为残疾人的特殊扶助权。因此，在这里我们分别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进行探讨。

如在美国，各州设立健康护理住所，由州政府健康服务部门核发牌照，这些护理住所设有身体治疗、职能治疗、语言、康复娱乐治疗等方面的顾问，同时也备有心理医生、药剂师及医生等专职医务人员。第3款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即只要是该国公民，只要其处于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和状态下，就可以要求和获得国家的帮助，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层面上，1601年，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颁布了《济贫法》，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回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满足残疾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得以逐步实现，残疾人群体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的公民群体生活在社会上，他们的需求层次也已出现较大变化，由渴求温饱向多层次的发展需求转变。（四）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1]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当然地包括残疾人群体，而且残疾人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完全是因为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因此与健全人相比，他们更需要国家的帮助和扶持。特殊福利则是国家和社会为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专门举办的福利事业，包括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等。社会保险权是指劳动者由于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因而没有正常的劳动收入来源时，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制度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残疾人获得社会救助的情况更特殊，残疾人不同于简单的贫困人群，他们可能在经济困难、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同时，还存在身体或心理的残疾，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比健全贫困人群更差。

即残疾人社会保障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相关国家机关和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提供的，能够满足残疾人某些方面需要的特定利益当前，我国已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与政府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开始凸显，征税必须取得纳税人同意成为社会共识，税收是否实现法治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合法性。

西方关于税的定义，无不突出了征税必须出于公共开支的目的。例如，王建煊认为，租税，系指国家为应政务支出之需要或为达成其他行政目的，强制将人民手中之部分财富移转为政府所有而言。

在公共财政下，政府弥补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校正市场由于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障碍。[16]陈清秀认为，租税即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获取其财政收入之目的，而无对待的、对于一切具备法定课税要件之人，所课征的一种金钱给付。

在税收债权关系说理论下，租税债务与行政行为并无关系，只是在税法上规定的租税要件具备时成立。2.在公法金钱给付义务，相对于作为债务人的人民，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居于公权力主体的地位，在公法关系上有上下服从关系，二者地位并不对等。[15]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租税概念的表述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核心内容相同。{2}FrankChodorow在其著作TaxationisRobbery中写道：研究税收的历史，我们发现税收必定导致抢劫、逼贡和敲诈——也就是征服的经济目的。

政府征税必须严格依法进行，除此之外的一切征税行为都是无效的、非法的，纳税人有权拒绝。因此，从公共物品到公共财政是税的必然逻辑，政府的财政行为应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

租税债务关系说则将租税法律关系界定为公法关系，并解释它有着类似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由于国家不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而生存下去，其原因是一个国家提供的最根本的服务，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就如同一个竞争市场中较高的价格：只要有人能够得到它，那实际上每个人都能获得它。

[5]社会负起责任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自己有权处置的这一部分财富去保护他们留下的全部财富。[21]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政府官员在支配、使用税款时应当抱有基本的敬畏之心。